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据自2003 年实行”阳光工程“以来，已有上千万转移就业的农民得到了培训。应该说，对农民工的培训正逐渐制度化，经常化，系统化。然而，当前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对第一次进城农民的初级培训上，集中在“先培训后就业”的模式上。而对已经进城后农民的培训关注还不够。最近，由茅于轼教授牵头，笔者也参与的北京富平职业培训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有了新的一些体会。

　　北京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是一所把贫困地区中青年妇女培养成为家政服务员的非营利职业培训学校。为解决贫困地区农民进城难的问题，我们与国家扶贫办以及安徽省、甘肃省、河南省、湖南省扶贫办合作，为贫困地区妇女提供培训、就业，督导、以及维权等一条龙式的服务。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已经为北京市输送了近万名家政服务员。她们每年拿到的工资就将近有一亿人民币。为解决他们家庭贫困问题，为他们自身的成长，也为北京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市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工作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民工有进一步学习提高的强烈愿望。他们不甘心当一辈子初级服务员，工作了一两年后往往就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社会也有对高级家政服务员的巨大需求。一些生活较富裕的家庭，或是有重病老人，有初生婴儿的家庭，他们需要的是更高水平、更专业的服务。 这些家庭也愿意为之付出更高一些的报酬。

　　于是，从去年起，富平学校在继续开展初级培训项目之外，还开始了对已进城农民工的再培训工作。我们挑选出一些有一两年工作经验，表现较好又热爱家政服务工作的学员，在老人，婴幼儿护理等内容对她们进行重点培训。我们称之为家政服务的中级培训。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再培训，这些学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工资一般能提高60%-80%。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对农民工的再培训是由有巨大的市场的。我国已经有一亿五千多万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化解三农问题以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这些农民工的技术水平有限， 收入较低。凭他们这点收入，很难承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他们往往只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长期保持流动人口的特征。这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对社会的稳定，都是十分不利的。而通过对他们的再培训，使他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工资不断增长。经过几轮这样的培训，几次这样的飞跃，他们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中国的城市化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加强对农民工的再培训，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也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务农收入的提高近年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不断提高。最近，笔者从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家们了解到，他们越来越感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近两年来，工人的基本工资都有两位数的增长。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我们在低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在下降。而周边国家，如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国的竞争力却在不断地上升。如果我们不能较快地调整产业结构，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与产业转移，这些企业会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年许多东南亚国家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能及时升级换代，造成了竞争力下降，利润率下降，最终引起资金外逃，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产业升级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又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因素。 没有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人，产品的升级换代是不可能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业与服务业的一线生产的主力军。 因此，建立一个对农民工的不断再培训的教育体系，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与对农民工初期培训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不同，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进城工作几年的农民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培训支付能力，不需要政府过多的补助。再者，因在培训的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政府的直接参与，反而会约束了市场的发展。我们建议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以民办的职业培训为主，让民间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政府可以进一步放宽对新学校的准入门坎。有关部门也可以对新办民工再培训学校给与税收优惠。政府还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支持一些民办示范学校，帮助这些学校摸索出一条适合于农民工再培训的模式来。当然，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逐步使这类学校规范化，防止出现一些欺诈行为，把一个好端端的市场搅乱。

　　总之，我国的农民转移就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模式。 在大力继续推动对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培训之外，还应该关注对进城后的农民工的再培训。 以此来帮助农民工个人的发展以及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