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备受争议的民营企业家

     孙广信的名字是因为财富而被人知道的，传说中他以3000元复员费起家，以坐火箭的速度成为亿万富翁。今年的富豪榜上，由于他将广汇集团25%的股份分给企业的伙伴故而排名下降到第八，但仍然以其进军石油行业的大手笔使人不敢小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将广汇称为“新疆非公有制经济的一面旗帜”。有人将他的财富故事称为“西部神话”，但这个世界没有神话，所有神话都是人制造的，那么在神话背后是什么？

     今年9月某杂志一篇名为《中国三号富豪孙广信的财富真相》的文章，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文章一下子抓住了人们的眼球，在网络上也广泛流传。一切都符合人们的好奇心和推理习惯，你好像能听见人群中发出一片“噢！”的感叹，孙广信之所以发财原来是这样！

     文章以很强的倾向性直指孙广信及其广汇，灰色的原始积累，粗放的扩张发展，虚伪的公益形象和危急的经营现状等。在后来到新疆的调查中我才知道，围绕孙广信的争议还远远不止这些，很多人对他非常佩服和尊敬，但对他的议论也不少，有“穷奢极欲”，有“为富不仁”，还有人有板有眼地说，此人因为经济犯罪蹲过监狱。在新疆商界，他对手也不少，尤其是和华菱集团，同城恩怨，近乎白热。

何拿民企说原罪

   对广汇集团最集中的非议是围绕十月厂事件展开的，我对此进行了实地的求证。

   十月厂位于克依巴克区的扬子江路边，这是一家在乌市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国有企业，是1950年王震将军号召驻疆军人节衣缩食，并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而建成，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工人还对当时的艰苦创业满怀感情。工厂多年来一直是新疆工业的一面旗帜和骄傲。

   如今这里已是不一样的场景，一条水渠将原十月厂区分为两部分，前面临街的一部分成为广汇红十月小区，有一些商品楼已经有居民入住，有一些仍在建设之中。在依山的后半部，是改建过的厂区，不过现在已不再生产拖拉机，改为组装重型汽车，从外面可以看见厂区秩序井然。另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土乌大高速公路边的广汇工业园。在离厂区不远处有一片住宅小区，不属于红十月小区，是广汇建设用于安置十月厂职工的家属区。

   在中午的时候，我随机采访了几个下班的工人，他们都是原十月厂的工人，谈到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的企业最后被兼并转产了。回答既让人震惊也一定程度在意料之中。

  “哎，养的懒人太多了，干活的就那几个，整天累死累活也挣不下钱。”

  “有的人关系硬，从来不上班，到领工资时候就来。”

  “我们工资发不下，医疗费报不了，领导照样出国考察、大吃大喝！厂子垮了，拍拍屁股调走还当官！”

   后来我得知，该厂生产的拖拉机，市场价只有6000元，可成本却高达9000多，这笔钱在哪些环节、被哪些人消耗，是可以推测的。

   2001底至2002年初，该厂的几千名工人及家属数次走上街头，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围绕这个问题，有的工人不愿多谈。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工人，大概参加过游行，他说：“当时主要是厂里情况比较乱，前边在开发小区，后边看不到改革希望，害怕厂子没了，觉得自己以后的饭碗都没有了。后来很多人顾虑也打消了。”

   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得最干脆：“你看过《生死抉择》那片子没？一回事！”这让十月厂事件在我心中的概念逐渐清晰。

   既然这个班子已经这么烂了，为什么广汇不早采取断然的措施？后来我私下求证广汇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薛先生，他的解释是：当时收到成打的检举信，但那几个领导根子很深，而且都是抱成团的，所以很难下手。
十月厂也是孙广信的心头之痛，他承认自己判断失误。

   乌鲁木齐媒体的几个朋友一次在吃饭的时候谈到，后来市里下决心整顿，经过调查挖出不少蛀虫。该厂几个领导最后被抓起来判刑以后，社会上议论沸沸扬扬，由于该厂在乌鲁木齐影响实在太大了，那几个领导也曾是先进典型、劳动模范，所以出于稳定的考虑，对这个事件没有作重点报道。

   那些等待兼并的国有企业走到这一步，如果用张瑞敏的“休克鱼”理论来说，很多是“死鱼”，没有造血机能，老本吃尽，早年借助政策优势，今日负债累累，比如曾有“显赫”历史的汽配厂，企业负债总额2.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85.7%，兼并后全部由广汇承担，更重要的是内部人浮于事，矛盾丛生，如果没有非常好的肠胃，一般企业是不敢接下来的。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体制缺陷，在效益较好的计划经济年代，被视为铁饭碗，大锅饭鼓励培养了大量懒汉，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往往都跟不上现代企业要求。光是这一批员工的安置就是让一般的企业头大的问题。惟一有一定市场价值的也就是厂区那块地了。不管孙广信接管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系列带有“原罪”的国有企业。

灰色的是企业家还是社会

    这几年已退居二线的柳传志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主动承认，在1990年左右，联想的电子计算机元器件几乎都是走私进来的，尽管政府明确规定走私违法，但当时很多企业都这么做。联想有一次被查出来，罚了300多万，但后来还这样做，直至走私彻底打干净了。“我们如果不做，当时的情况下就没法活。”联想还做过假账偷税漏税，因为当时许诺过给销售人员高额提成，如果按当时的政策要对企业付给员工高收入征收几倍的税，“当时的情况是要么违法，要么企业垮台。”作为一个受尊敬的企业家，柳传志先生以这样的道德勇气自我解剖，并不是倡导“撑死胆大，饿死胆小”，而是为了使公众对在暧昧的环境下打拼的企业家们能多一点理解，不能脱离社会背景简单地运用道德评价，确是仁者风范。

    孙广信进入房地产业的积累是靠经营广东酒家完成的，对此也可以看作一种投机。那个酒家一般工薪阶层是不会去的，当时乌鲁木齐民营经济也不发达，所以成了公款消费的重要场所，如果说是鼓励了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把这些理解为市场行为，有利润空间的地方就代表社会的需求，这种需求只要不违法，企业就有权力去追求。当年企业“钻计划经济的空子”，在今天看来需要的是智慧和勇气，不能用“挖社会主义墙脚”来指责。

    在经营酒家的过程中也可以想像，戴大盖帽的各路神仙都要应酬打点，否则怠慢了谁也许就能让你根本没法安生过日子。我相信孙广信也不能免俗，但这不是他愿意的，而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的无奈，有些行为面临的是全社会一个时期普遍通行的潜规则，几乎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们市场经济的今天，是从卖几双袜子都算投机倒把的荒唐过去走来的，简单地将一些历史上灰色环境中为了生存发展不得已，甚至是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进行的灰色行为指责为“原罪”，是对企业家一种残酷的苛求。在阴天里，没有人能做“阳光企业家”。

    1993年的一次经历曾让孙广信刻骨铭心，当时广汇进入发展加速期，刚买了一辆很威风的奔驰500，号称“新疆第一车”。春风得意之时，他被天山区检察院打击经济犯罪的“拉网行动”拉了进去。在博格达宾馆的501房被整整审讯了6天5夜，丧失人身自由，公司和家里所有账目、笔记本被抄，财务主管也被审讯。后来得知这一切是因为一封和孙广信有梁子的人写的匿名检举信。审查的结果是，检举信属诬告。但据孙广信说，士可杀不可辱，当时差点就从楼上一跃而下。

    孙广信告诉我，他这些年来最大的进步就是变得更宽容了。原来他被人称作有“洁癖”，最不能容忍员工有爱占小便宜的习惯。但现在企业大了，几万员工，只要控制大家不玩得过分，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举例说，单位要接待客人，报销多少钱，是一笔良心账;出差公务开销和个人开销界限没那么分明;办公用品文具，省一点下来回家给孩子用，也是人之常情;企业采购，不可能都公开招标，就算公开招标，礼品、回扣也是公开的秘密。再好的制度也不能监督人的一举一动。孙广信和国外企业打交道回来感受很深：也许在有些发达国家，人的普遍素质发展到那个程度，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但我们现在毕竟是在中国办企业呀！

    自古大道多歧，商途实艰。话剧《茶馆》里的秦二爷空怀实业救国的理想，纵有天大才干，万般勤勉，却处处碰壁，无所适从。胡雪岩一个白手起家的奋斗者，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随波逐流，则走火入魔最终沦为红顶商人。在混乱的社会里最先遭殃的是有钱的企业家；在腐败的环境里最先被染黑的也是必须和社会打交道的企业家。企业家所面对的，无处不是让人身不由己的江湖。在一个著名的西方故事里，亚瑟王的首席圆桌武士葛温为了拯救亚瑟王，为女巫的谜语“世界上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找到了一个智慧的答案：“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寓言对孙广信这样的中国企业家也许有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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